各位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同事：

首先，请允许我向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表示感谢！感谢研究院把我们汇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在过去几十年里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

从企业责任、商业发展到政策导向的研究，以及社会经济部门，在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环境保护的基石。

“可持续”这个词首次成为全球议程的一部分，是从1983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开始的，这实际上也成为了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意识到需要改变自身的行为，仍然像过去200年那样是行不通的。我们面临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继续去毫无限制地去消耗资源，或者是我们要去应对现在所有人都面临的这种生存的挑战。《共同未来》报告的发布，体现了全球共同努力的意愿，也反映了行动的紧迫性，这个报告明确了我们未来的挑战，并且建立了一个行动的准则。

实际上在40多年前，全人类就开始进行反思，并且看到了一些警示。人类再沿传统道路走的话，就必定会在未来后悔，也非常难以维继，如果我们不进行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改变，在未来再去处理环境问题，或者说要保证人类的生存就会更困难。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就是联合国环境署所提到的“三重全球性挑战”，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和污染。下个月政府气候专门委员会将公布报告，强调气候危机将给人类带来哪些伤害和痛苦。在这样的“生存危机”大背景之下，我想本世纪的核心关键词将必定是“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其实已经被全世界广泛接受，但是在实践中可持续性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有着不同的意义。由于缺乏普遍接受的可持续性的定义，围绕可持续性行动规划建立共识就形成了一个棘手的挑战。今天不同的利益相关方都在使用可持续性，往往指的是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一般性的愿望、雄心和目标，相比之下，目前具体的可持续性的承诺和行动的数量与地球所面临的三重危机的紧迫性其实是不相匹配的。

中国有一句著名的谚语：“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如果想确保人类在未来的繁荣和福祉，唯一重要的行动时间就是现在。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自从2016年成立以来一直在努力的采取行动，我们相信以目的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文化是必须要确立起来的。我们工作的主要目标是解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促进经济社会的增长。作为一家资本金达到了1000亿美元的AAA级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为客户和成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我们的使命就是“建设明天的基础设施”，除了投资传统的基础设施之外，我们还为通信、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其他诸多生产部门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亚投行有105个成员，现在已经在33个国家投资了182个项目，总金额达到了360亿美元。

当我们谈及可持续性时，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意图。亚投行是建立在明确意图的坚实基础上的，我们三个持久的价值观就体现了这一点：精简、廉洁和绿色。这些价值观指导我们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行动。

“精简”意味着我们要投资于为人民建设基础设施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把钱投在臃肿的官僚机构上面，我们要永远牢记资源来自于纳税人，要避免机构的臃肿。

多边开发银行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是在反腐方面我们一贯是坚持最高标准的“廉洁”，亚投行对腐败是零容忍的。

再有一个价值观就是“绿色”，亚投行优先考虑能够改善当地环境，并且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投资。我们现在已经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确保在2025年所批准总的融资当中 50% 将会用于气候融资。我非常自豪地说，2020年10月我们已经宣布将在2023年7月1日前业务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保持一致。估计到2030年累计批准的气候融资将会达到500亿美元。

现在我想要再来谈一谈治理问题，因为我觉得治理和我们现在讨论的可持续性其实是存在内在联系的。良好的治理最终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创造可持续的价值，并且帮助像亚投行这样的银行、公司和组织实现价值。

从第一天开始，亚投行就一直致力于透明、诚信和问责，我们治理模式也反映了我们的愿望，我们向其他的多边开发银行学习，并且引入了一系列创新的治理要素，这也帮助我们作为一家21世纪的现代多边开发银行来运转。

亚投行问责制可以说深深植根于我们管理制度当中，董事会已经将批准投资项目的权力下放给行长，并且采取基于原则的方法。有了明确的责任分工，董事会就可以集中精力发挥他的关键作用，也就是进行监督和提供战略指导，并且让行长来负责任。虽然说这样的一个问责制在所有的私营机构当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多边银行机构还是首例。

此外，银行的创始人致力于最高的治理原则，并创建了一个 "符合透明、公开、独立和问责原则 "的监督机制。

从成立之初，亚投行就设立了投诉解决、廉政和评估小组CEIU。这个小组向董事会直接汇报，并独立于管理层运作，对于一个多边开发银行来说，将这三种职能合并在一个单位是独一无二的。在尊重CEIU职能独立性的同时，根据设计，可以让CEIU和亚投行管理层直接接触，这种“独立但参与”的部门设立不仅让亚投行的管理独具特色，还可为决策提供实时的反馈和信息。

在治理的框架内，还有一个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债务融资仍然是通过关键基础设施投资实现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有效方法。然而，高额的债务负担也会阻碍借款国的增长和发展。这使得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银行和借款人都必须谨慎管理债务。所以亚投行及所有成员都要确保财政政策允许在政府借款与国家经济周期不一致的时候，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我们和自己成员的合作不应该局限于通过基础设施确保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而是应该扩展到确保债务的可持续性方面。因为归根到底，我们的贷款人和借款人的责任是共通的，亚投行和其客户也是如此。

最后，我想在我们所处的世界背景下对“可持续性”一词进行扩展，并反过来阐明亚投行的起源。

亚投行的出现，正值各国和国际组织着眼于世界舞台，重新审视各自在地球未来的作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推动了增长和发展，但由于两个主要原因而遭受挫折：缺乏共享利益和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旧的游戏规则不再可靠。换言之，不再具有可持续性。

显而易见的是，全球经济机构将不得不重新定位自己，以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的经济格局。他们必须重新思考导致不平等的制度和政策，对发展采取 "一刀切 "的做法。因此，亚投行必须寻求新的方法，保持已建立机构的积极特征，这些机构已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同时也提高了多边治理的标准。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需要有更好的代表性，这是对它们在世界经济中不断上升份额的认可。亚投行的管理体系是为了让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我们相信，发展中国家基于各自发展历程的经验能为政策的制定和战略带来新鲜和独特的视角。

AIIB相信，思想的多样性是答案。它可以增强决策，有利于建立一个更具代表性和更可持续的世界。

感谢你们的关注。亚投行期待与你们所有人一起创造一个更可持续的世界。